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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亮中,我的兄弟!

                    --重发于七周年忌日

 刘鉴强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一

  2005年1月6日,我在香港机场刚下飞机,收到阳敏的短信:“鉴强,亮中去世了。”

我半天没有回过神来,去世是什么意思?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词吗?亮中与“去世”这件事,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。

    我气恼地回短信:“请不要开这样的玩笑!”

    我盼望着,盼望她回个短信向我道歉,说开玩笑过份了。尽管亮中是我们的好朋友,我们平时老相互调侃,但这样的玩笑,太出格了。

    但她的回复令我绝望,“这是真的。”她说。

    现在想来,我应该立即给亮中的手机打个电话,看看是谁在接电话,接电话的人会告诉我什么。可当时我害怕打那个电话,害怕那边传出的,不是我熟悉的亮中的声音。

我给亮中的手机发了个短信:“亮中,我的兄弟!”

    亮中,我的兄弟啊! 我像得了迷症一样,一边流着眼泪,一边推着行李车,在机场大厅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。

    这个世界,居然容不下一个亮中,一个最好的人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,这个不可思议的容不下亮中的世界,令我眩晕,令我迷失了方向。     

 

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

 

    在此4个月前,我终于得到机会,来做虎跳峡准备搞水电开发的报道。我向林谷求教,林谷说,你找萧亮中吧,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,老家就在虎跳峡附近。

    编辑?我有些失望。他既非环保组织成员,又非政府官员,亦非环境研究专家,他能了解多少情况呢?

   2004年9月8日,在王府井三联书店,我并不抱太多期望地与他见了面。他不到32岁,充满朝气。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《大坝经济学》送给我,说这是有关大坝的权威著作,他刚刚买回来十来本,要送给朋友们。我拿出钱给他,他坚辞,说这是为了共同的“事业”。我明白,事业是“共同”的,但钱却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。这一个小小的动作,让我看到他身上的侠气,我很快将称呼“萧老师”,改为“亮中”。

    做记者多年,类似这样与陌生人见面,不知道有多少次了,而这次见面,在我的人生中意义非凡:它让我认识了亮中,认识了亮中的朋友们;让我进入了金沙江河谷,并融入亮中、金沙江河谷乡亲们以及亮中的朋友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。

    当天,在我的介绍下,我的同事成功与他联系上。成功与我合作虎跳峡报道,已去了现场。但如果没有熟人做向导和接应,要采访极为困难。亮中告诉成功,可以去他家,由家里人带他采访。后来,成功在萧家的帮助下,很快将那里的采访完成。后来我又去了金沙江河谷,才知道,如果没有萧家的帮助,要做出这些采访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    最先报道虎跳峡电站问题的,是《东方早报》的阳敏。阳敏的报道,也是在萧家的帮助之下完成。在亮中的介绍下,我找到了阳敏,阳敏同样给了我无私的帮助,一个小时的电话,让我对虎跳峡有了全面的认识。

    亮中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,第二天早上,我就收到了他全面介绍三江流域的资料,以及非常详细的消息来源说明。

   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,他并不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旁观者。甘愿让家人付出时间、辛劳与风险,帮助记者采访——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采访对象。不过,这一点,我还可以用“热心”、“侠义”来解释。但是,他收集资料的完整,关于保护三江并流地区的人脉网络的建立,他对《南方周末》报道虎跳峡的热望,他对我提出的中肯意见,那可不能用“热心”能解释了。在这一点上,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出版社的“编辑”,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活动家,一个代表低层民众抗衡“利益集团”的青年领袖。尽管,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,他一直认为自己“人微言轻”。

    几天以后,我到了他家,那个让他的朋友们极为惊讶的小屋子。只有里外两间,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。要做饭,只能在门外极为窄小的楼道里。屋里堆满了书,这令本来狭小的房间,显得更无立足之地。但他的表情自如、健康,眼光明亮,英俊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,充满自信。就在这间贫民窟一样的小房子里,他日夜工作,想着金沙江河谷的乡亲们,想着那将要被大水淹没的美好家园。他燃烧着热情的火焰,并将身边的朋友照亮,鼓舞他们共同战斗。

    不到4个月以后,就在这间小房子里,亮中走了。我私下相信,他去世前的一刻,一定又梦到了那一幕:金沙江的水汹涌地漫上来,没过了他的胸膛,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    他对我的帮助,极有成效。9月29日,《南方周末》的封面文章《虎跳峡紧急》发表后,举国震惊,使保护虎跳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,国务院领导责令有关部门调查水电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动工一事。亮中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,使利益集团想偷偷摸摸实施工程的打算落空。

    其后,国内外媒体空前集中地关注虎跳峡问题,使虎跳峡成为继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环保议题。国庆放假期间,我到虎跳峡,想做一番实地考察。这时,我与亮中已成为好朋友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,由陌生人成为好友,这对亮中来说并不稀奇,他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交下的,他的热情与无私,使他极容易被别人接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

 

    亮中高兴地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。在云南玉龙县的格子村口,萧嘉麟叔叔大步地走过来,我觉得有些恍惚。世间居然有长得如此相像的父子,不等他开口,我就知道是他。

    萧叔叔提过我的大箱子,我们渡过了金沙江,来到对岸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,亮中的家。从这一时刻时,我进入了这个家庭。

    在几天的时间里,萧叔叔陪着我,转了金沙江两岸,采访了很多农民,他的沉稳、好客、热情,以及渊博的学识,使我时时看到亮中的影子。谈到虎跳峡水电站的建设,最令我惊讶的是,作为一个农民,萧叔叔能说出这样的话:“这就是强势群体在蚕实弱势群体。农民是最低层的,在他们(强势群体)看来,我们简直不是人,就是一些废料。他们就是这样的法西斯思想,什么人权啊,民生啊,全没有。《国际歌》说得好:‘世上没有救世主,也没有神仙皇帝。’现在只有自己靠自己。”

    萧叔叔并没有一官半职,却热情无私地帮助村民。他自己考察研究,认为村民养蚕会致富,就积极推动政府倡导此事;当村民因养蚕增加收入以后,他仍旧守着自己的院落和田地,并不居功。他在院子外面的路边,建了一个黄色的小房子,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。他和亮中父子两个收集私人藏书,免费对村民开放。一个普通农民为村民建图书馆,我是第一次遇到。

    我找到了答案:正因为有这样的父亲,才有这样的儿子。

    金沙江河谷的人家,因上天的赐予和自己辛勤的劳作,生活虽不大富大贵,却优裕自如。多民族的杂居,多文化的交汇,以及对教育的崇尚,使他们在纯朴的民风之外,还宽容、豁达、自信而又自敛。其雍容气度,令人心折。亮中能到北京念大学,并成为出色的学者,想来一定令地处偏远的父母骄傲,但这种自豪,却在他们的表情、谈话中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他们谈起亮中,就像别人家谈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一样淡然。在外人面前,他们热情,却又谦恭。

    我只看到这样一幕:我们深夜采访回来,围在火塘边聊天。陪我采访的附近吾竹村民葛全孝靠在墙上,与我侃侃而谈对反坝运动的看法。萧叔叔累了,先去休息。亮中母亲拿着儿子的书过来,那是《车轴》,亮中的硕士论文,今年刚刚出版。亮中母亲将书拿给葛全孝,说儿子的书出版了,然后不说话,看葛全孝翻开书,一页页地读下去。火苗毕毕剥剥地响着,跳跃着,将母亲的脸映得红红的。这一刻,我看到了母亲的骄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 四

 

    在计划中因水坝而会淹没的金江镇采访完毕,我要去虎跳峡现场。离开萧家时,亮中的奶奶给我带上了一小口袋核桃,那是江边特有的核桃:皮薄,肉香。亮中妈妈送给我一些干菜,也是这里的特产,告诉我,回北京后可以泡开,炒来吃。我珍惜地将他们的礼物装好,萧妈妈又拿着一瓶包得严严实实的蜂蜜过来,执意要送给我,说这里的蜂蜜是真的百花蜜。我的眼睛湿润了,我知道,他们的情谊,就像这蜂蜜一样真。

    亮中的三弟亮远和葛全孝老师陪我去虎跳峡。当时虎跳峡封山了,我们费尽周折进入虎跳峡口,却被一处塌方拦住。就在前一天,公路上方的山崖落下,将数十米段的公路尽数砸烂,大量山石倾入数百米下的金沙江。路没有了,而悬崖上的悬石摇摇欲坠,非常危险。

    我心里一沉,觉得虎跳峡之行要泡汤了,我不能让陪伴我的人冒这样的风险。可亮远已走上前去,观察地形。悬石就在他头顶上,很快,工人就要在上面爆破,将悬石炸下。我急得大叫:“亮远,快回来!”工人们也连连发出警告。

    这个小伙子对我摆摆手,很快就跑到塌方最严重的地方,那里一点路也没有了,只有山石砸出的悬崖,下面,就是望而生畏的金沙江。他手脚并用,攀爬在那里,招呼我们快过去。

    天哪,他的头上就是悬石,脚下就是峡谷。一阵恐惧袭击了我:如果他出点意外,我如何向萧叔叔和亮中交代!

    喊他回来没有效果,我和葛全孝老师只好飞快跑过去,在最狭窄的地方,弓身钻过山石,亮远挺立在我们脚下,伸着头,让我们按着他的头,借力爬过去。他身后,金沙江峡谷令人眩晕。

    我们紧张得连气也不敢喘,连滚带爬冲过塌方地点,亮远也赶过来,大家这才长舒一口气。

    我从亮远身上,又一次看到他哥哥亮中的影子。

    虎跳峡之行虽然只有我们三个人,但我感到亮中一直与我们在一起。亮远时时接到哥哥的短信,告诫他“注意刘哥的安全”,有时亮中甚至打电话过来,再三叮咛三弟。亮中并不给我发短信,告诉我“注意安全”什么的,只是不停提醒弟弟亮远,要全力保护我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只做实事,不做表面文章。亮远与他哥哥一样,侠义热肠,在所有危险的地方,总是他先爬上去,然后回身帮助我们。他自豪地告诉我,他哥哥虽然上了大学,进了城市,但是爬山的工夫,比他还厉害。

    虎跳峡采访完,我要去几百公里外的中甸县城看计划中的移民点。按计划,亮远就要和葛老师一起回金江镇,但他改变了主意,执意送我去中甸,因为亮中又来短信了:“一定要陪刘哥去,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!”

    亮中啊,你为何总是这样无私地帮助别人。           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

 

我从金沙江回来后,十月底,与亮中和朋友们一起在北京参加联合国水电会议,这是中国NGO首次进入这样规格的会议,因为于晓刚和亮中及朋友们的努力,葛老师等农民进入会场,这是中国水坝移民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。

    会议期间的一个早上,亮中很兴奋地对我说:“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!”

    什么好消息?难道是他的工作调动办好了?他当时正在往社科院办调动,但手续办得很慢,我一直为他着急。但他兴奋的不是这个。开会时,一个朋友告诫他,现在做反虎跳峡大坝的事不要太高调,怕社科院注意到,影响他的调动。从来没想到这一层的亮中回到家里,把这件可忧虑的事告诉妻子马茜。马茜说:“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?以前的勇敢哪儿去了?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调动,没了工作,或是被抓进去了,我养你!”

    第二天早上,亮中就把这个“好消息”急急地告诉我,脸上兴奋得发红。马茜的支持,可以使他无所惧怕地全身投入保护乡民的事业。

    我一边为他高兴,一边心中叹息:这个亮中啊,你心里怎么全是金沙江。

    联合国水电会议后,11月份,亮中和我一前一后又回到云南。在丽江,我们又高兴地见面了。他从虎跳峡回来,带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记者。他又一次在高山峡谷中攀爬,帮助记者采访,呼吁鼓动他们保护这条江,这片河谷,这里的十万百姓,以及珍贵的多民族文化。跟着这个采访团队回来的,是一个在虎跳峡旅游的四川大学生。受到亮中的感染,这个女孩儿心向神往,希望自己也能为保护金沙江尽点力。

    为了与我一起谈心,亮中没有回家,在丽江呆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,太阳刚出的时候,在房子的前廊上,我拍下了最后一张亮中的照片,阳光打在他的脸上,他抬头发现我在拍他,呵呵一笑。

    几天以后,我们一起飞回昆明。在飞机上,他对我谈他的父母,他的奶奶,讲奶奶冒死保护爷爷做地下党工作的故事。在我心中,他的这家人,充满了传奇,充满了人间情谊。

    在昆明,是我们两人最后的见面。我与他各躺在自己床上,轻松地谈自己的人生经历,亮中讲得很多,讲他与马茜还是同事时,马茜被人欺负,他挺身而出,终而赢得马茜芳心。这样的侠义,的确是我心目中的亮中。我不再为他这样的行为惊讶,只是呵呵地笑着,表示赞赏。

    居然最后谈到生死。亮中说,他很豁达,对生死看得很透,“我要是死了,我希望她不要思念我,尽快嫁人。”

    我极为惊讶地从床上坐起来,问:“你怎么会想到死?怎么会真的像安排后事一样?”    “这有什么呀鉴强?”他的声音也高起来,眼睛睁圆,“这不是很正常吗?谁不死啊?”

    “是,谁也会死,但这么早就想到这个问题,很奇怪。”我说。

    这是我与亮中最后的谈话。

两个月后,我听到了死的消息。送走亮中后,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把亮中的照片放到桌面上,看着他的微笑,恍惚中感到这世界的荒谬。如此优秀的一个人,却不能多陪伴我们一会儿。“这不是很正常吗?谁不死啊?” 他的声音时时想在我的耳边。是啊,谁都会死,但他去的太年轻了,有许多大事在等着他做。《南方周末》副主编陈明洋这样评价亮中:“(亮中)这样的人往往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或内心深处的某种召唤,将自己的命运同人类、同世界联系起来,从而具有使命感,他们往往有可能对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。”但是,他走得太早了,“他的贡献有了端倪,但远未充分展开。”

    他的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是,他的离去,却与别人不同,他的精神已改变了我们大家。我相信,他的灵魂又回到了金沙江畔,守护着那里的奶奶、父母和兄弟,守护着山山水水与乡民。金沙江养育了他,他以自己的生命回报金沙江。我们这些平庸的人,也在他的感召下,一次次地踏足金沙江,将那里,当作自己的家。

    我希望自己也能被金沙江宽大的胸怀接纳,被那里的父母兄弟拥抱,我可以毫不愧疚地高喊:“亮中,我的兄弟!”

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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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鉴强

刘鉴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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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外对话”中国总编辑,著有《天珠-藏人传奇》、《最后的漂流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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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2篇